《千字文》值得研究的，不是它写得多好，而是它为什么需要被写出来。这是一次典型的「国家意志驱动的文本生产」。
背景有三重。其一，南朝重书法，梁武帝本人是王羲之最大的推手，收集、摹刻、集字都做过。其二，梁武帝重文教，需要一套拿得出手的启蒙材料。其三，王羲之的书迹里本来就有大量常用的单字，具备「从字帖里凑一副字」的物理条件。
于是这篇课文同时解决了四个问题：识字（一千个常用字）、写字（字形出于书圣）、作文（押韵成篇，可诵可记）、以及展示（国家有能力整理文字）。这是它一出生就比别人"厚"的原因。
第二个研究点是传播机制。任何文本要活一千年，都需要一个可复制的使用场景。《千字文》的场景不是学校，是笔：智永写八百本散出去，后来的书家一代代临，学写字的人必须先抄它——抄一次就记一次，记一次就传一次。字帖比课本更能保证存活，因为字帖是每天要动笔的东西。
第三个研究点是「完美说法」的自我修复能力。「一千字不重复」这句话在事实上有个小洞（洁字两见），但这句话并没有因此消失，反而自我调整为「基本不重复」继续使用。这说明：一个好用的说法，比一个准确的说法生命力更强；学术的工作不是消灭前者，而是把它改到能站住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