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有一个人以「会看人」出名，他叫曾国藩。
传说他见来投奔的人，先不说话，端详很久。看完了才决定用不用、用在哪一摊事上。他办湘军、做两江总督，幕府里后来出了一大批巡抚、总督。
他的幕僚薛福成在《庸盦笔记》里写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：「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，于文武员弁来谒者，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，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。」——来的文武官员，他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福分厚不厚，然后才定用不用、用多大。
曾国藩自己留下的笔记里，也确实有看人的话。有一首口诀流传很广：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；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；主意看指爪，风波看脚筋；若要看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
既然这样，有一部书署他的名字，一点也不奇怪。那部书叫《冰鉴》，讲的就是这套本事：分七篇，从神骨、刚柔、容貌、情态、须眉、声音、气色七个方面看人。开头两句写得很有力：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；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。
书里还讲了不少具体的话。比如看眼睛看鼻子，可以辨一个人的邪正；看嘴唇，可以辨真假；看气概，可以看功名；看精神，可以看富贵。说着说着，就像在教一门手艺。
——故事讲到这里，很顺。可是有一件事得说清楚：这部书的作者，不是曾国藩。
第一个证据是一份刻本的题署。
《冰鉴》现存最早的刻本之一，刻于道光己丑年，也就是道光九年、公元一八二九年。这个本子署的是「南海吴荣光荷屋氏」，题名「香山曾大经纶阁氏书」。
吴荣光是广东南海人，号荷屋，做过湖南巡抚，是个金石学家。他在这一版的跋里写得很老实：「余家有冰鉴七篇，不著撰人姓名，世无刻本。」——我家有《冰鉴》七篇的抄本，没有作者名字，世上也没有刻本。
请看年份。道光九年，曾国藩十九岁。他还没中举，也还没到京城。《清史稿》里他生于嘉庆十六年，也就是一八一一年。
一本书从写成到传抄、再到刻印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。一个十九岁、还没有功名的乡下青年，写不出这本书；更何况刻本上根本没署他的名字。
第二个证据来自另一位藏书的人。
近代有一位夏铁肩，他家里藏着一部《冰鉴》七篇的抄本，是他先曾祖在道光二年（一八二二）亲手抄的——那时候曾国藩十二岁。这部抄本也没有作者姓名。夏铁肩研究了一辈子，写了一本《冰鉴七篇之研究》，主张作者是「罗祖真人」。
道光二年已经有抄本在传。这件事本身，就把「曾国藩著《冰鉴》」这个说法彻底否掉了。
第三个证据最硬，也最有意思。
清末民初有一位研究者叫袁树珊，他家里藏着两种《冰鉴》抄本，也都没有作者姓名。他把这部书和明末清初的一本相书对了一遍——那本相书叫《水镜集》，四卷，作者是范騋，字文园，善于相人，《池北偶谈》里提到过他。
比对的结果是：《水镜集》卷三里有这么几句——「吕祖曰：脱谷为糠，其髓斯存，神之谓也；山骞不崩，石为之镇，骨之谓也。」
这正是今天通行本《冰鉴》最开头的那几句。区别只有一处：前面「吕祖曰」三个字被删掉了。
「吕祖」就是吕洞宾。原文的意思是「这是吕洞宾说的话」，写书的人把它删掉，那几句话就变成了作者自己的话。
袁树珊因此下了一句很重的判断：「其非湘乡遗著，无可疑义。」——这不是曾国藩的遗著，没有可疑的余地。湘乡是曾国藩的籍贯。
还有一条旁证。一九四六年，有人向曾国藩的重孙曾昭桦求证过这件事，曾昭桦看完之后也否定了「《冰鉴》是他曾祖父所撰」的说法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这部书是什么时候挂到曾国藩名下的？
时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。一九三四年，上海求古斋书局影印一部王念慈的手抄本《冰鉴七篇》，封面上题的是「曾文正公鉴定」；一九三七年，《青鹤杂志》第十二期收录《冰鉴七篇》，书名下面署「湘乡曾国藩遗著」。从此之后，《冰鉴》基本上就归在曾国藩名下了。
民国初年的书商为了好卖，把一部旧的相书挂到一个名人的名下——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，而且很快就被读书人看破了。黄濬在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里写过：「近人乃有以古相术《冰鉴》，傅以文正名，号为遗著，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版。」——「傅」就是「附着」，把一部古相书挂上文正公的名字，其实道光的刻本上写的是吴荷屋。
最后有一件事，说出来有点好笑，但很能说明问题。
如果曾国藩真的会相人，那他应该不容易被骗。可是清人陈其元的《庸闲斋笔记》里记了一件事：一个萧山人靠着一副好口才让曾国藩看中了他，派他去督造炮船——没过多久，这个人带着一千两银子跑了。
一个相面的人看走了眼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：「会看人」这个印象是真的，「有一部书教他怎么看得准」这件事是假的。两件事一起流传了一百多年，谁也不愿意把它们分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