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成化年间，湖广襄阳府枣阳县有个人叫蒋德，小名兴哥。
他九岁上死了娘。父亲蒋世泽是跑长途贩运的，常年在外，就把这个独生子带在身边。做生意的人怕人眼红，父亲对外从不说是自己儿子，只说是内侄。所以行里人都叫他罗小官人，没人知道他姓蒋。
兴哥从小跟着走码头，学得伶俐。父亲的意思很明白：家业要交给他。
没想到他刚满十七岁，父亲一病就没了。
兴哥办完丧事，一个人接下生意。第二年，他娶了城里王公的小女儿，叫三巧儿。
三巧儿生得标致，性子也温和。夫妻两个成亲两年多，没红过一次脸。街坊都说这一对配得好。
成亲第三年，兴哥要去广东收一笔账。来回少说一年。
临走前一晚，两人翻来覆去说了一夜话。三巧儿问他几时回来。他想了想说，明年这时候。
他打开箱子，取出一件珍珠衫交给三巧儿收着。这是蒋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夏天贴身穿，凉。他说：你替我收好，别拿出来给人看。
兴哥走后，三巧儿就很少下楼了。她怕街坊说闲话，白天只在楼上做针线，一年里连大门都不怎么出。
到了年底，有一天她在楼上听见有人敲门，喊了一声「大郎回来了」。她心里一跳，掀开帘子往外看——
敲门的不是她丈夫，是一个过路的徽州商人，姓陈，人称陈大郎。
她的脸一下红了，赶紧把帘子放下。可这一眼，两边都看见了。
陈大郎从那天起就放不下。他打听到蒋家的情况，知道三巧儿独自在家，就去城里找了一个人——卖珠宝的薛婆。
薛婆五十多岁，在县里做了几十年买卖，嘴极巧。陈大郎给她银子，她答应替他办。
薛婆的做法不是闯门，是慢慢来。她先挑着一担珠子在三巧儿家门前过，说是新到的货，请娘子看看。三巧儿没事做，就看了。看中了，买了两件。
第二天薛婆又来送了两样小东西，说是添头，不要钱。第三天来陪着说话。第四天带了酒来，两人喝了几杯。三巧儿一年没人说话，这一下就熟了。
半个月后，薛婆说家里房子漏雨，借她楼上住几夜。三巧儿答应了。
住了二十来天，薛婆夜里跟她说些男女之间的话。三巧儿起初不听，后来也听。再后来，一天夜里熄了灯，薛婆把门开了——陈大郎就在门外。
那半年里，陈大郎隔三差五来。三巧儿自己也说不清是从哪一天起不再害怕的。
半年后陈大郎要走。三巧儿把珍珠衫拿出来送给他，说：你穿着它，就像见着我。明年这时候你再来。
陈大郎揣着衫子上路。走到苏州，投店住下。店里还住着一个人，也是湖广口音。两人一聊投机，干脆同屋住，白天一起吃饭。
那年天热。陈大郎脱了外衣。对面那人一眼看见他里面穿的珍珠衫，愣了一下。
那人就是蒋兴哥。
兴哥不动声色，问他这件衫子哪里来的。陈大郎以为他是外地人，得意，就把这半年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连薛婆怎么牵线都没漏。讲完还托他：兄弟你回湖广，替我给三巧儿带封信、带两样东西。
兴哥都收下了。信收到怀里，包裹提在手里。
他连夜赶回家。走到自家门前，站了很久。
进门之后他没有骂人。他跟人说的一句话是：是我重利轻别离，一年不回，怪不得她。
他写了休书。休书上的罪名，他全写在自己身上——说自己长年在外、有亏为夫之道。他怕三巧儿以后不好嫁人。
三巧儿出嫁时带来的十六只箱笼，他也原样送回去，一件没留。
三巧儿接到休书就要寻死，被身边的人拦下了。后来她改嫁到广东潮阳，嫁给一位姓吴的县令做妾。
那边陈大郎回到枣阳，怎么也找不着那件衫子。他问妻子平氏，平氏说：这种东西是是非之物，我收起来了，你别再穿。
两人为这件衫子大吵一场。陈大郎负气又出门，路上遇见劫道的，受了惊吓；转回来又听说三巧儿已经改嫁。两件事压在一处，他病倒在客店里，没起来。
平氏赶来奔丧。盘缠在路上被人偷光，人困在枣阳回不去。她一个妇道人家，身边只有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着那件衫子。后来有人说合，她带着那件衫子嫁给了蒋兴哥，做了他的续弦。
珍珠衫就这样回了蒋家——出门穿在陈大郎身上，回来时压在平氏的箱底。中间隔了两年多，经了四个人手。
又过了些时候，兴哥再去广东做买卖，因为争价跟人动手，误伤了对方性命。苦主告到衙门，他被押上堂。
堂上坐的那位官，就是三巧儿现在的丈夫吴县令。
三巧儿听说押来的是蒋兴哥，在屏风后头哭，托人求吴县令替他开脱死罪。
吴县令审完，把前后问清了。他看出这两个人的旧日关系，做了一件事：把三巧儿连同那十六只箱笼，还给蒋兴哥。他说，你们本是夫妻，带回去吧。
蒋兴哥和三巧儿重新做了夫妻。
这件事后来传成一篇话本，题名叫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。「重会」两个字，说的不是人重逢，是那件衫子走了一大圈又回来了。
据说这篇故事最早只记在一页短纸上，写得很简，里面的人连名字都没有。后来才有人一个一个给他们取了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