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琵琶记》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：书生蔡伯喈新婚两个月，被父亲逼着上京赶考，中了状元。他本想早些回家，却被牛丞相看中，招为女婿，留在京城。家乡遭了灾荒，他的妻子赵五娘一个人侍奉公婆，自己吃糠咽菜，把米省给老人。公婆先后死去，她罗裙包土葬了亲，背着一把琵琶一路乞讨进京，终于找到了丈夫。最后皇帝下诏，表彰蔡家满门。
这个故事有一个几乎让人想不到的来路。
在《琵琶记》之前，这个故事已经在南戏舞台上唱了很久，叫《赵贞女》，也叫《赵贞女蔡二郎》。那个版本的结局是：蔡伯喈考中之后，父母死在家里，他不管；妻子找来，他不认。最后他被雷劈死了。当时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，叫「马踏赵五娘，雷劈蔡伯喈」——一个被马踩死，一个被天雷劈死。整个故事就是一出对负心人的谴责。
然后高明动笔，把它整个翻了过来。
他改的地方很多：把蔡伯喈不愿赴考、被父亲逼迫写足；把中状元后不回家写成被丞相强招、被皇帝不许；结尾还加了一个「一门旌表」，让皇帝下诏表彰蔡家满门。这个新剧本的全名叫《琵琶记》，前面还挂着一句「全忠全孝蔡伯喈」。
一个原来要被雷劈的人，变成了又忠又孝的模范。可以说，这是中国戏曲史上改得最彻底的一次改写——它把谴责改成了表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改动方向与《西厢记》正好相反。《西厢记》是把悲剧改成团圆，把「妖孽」改成「有情的」，是往宽松处改；《琵琶记》是把讥刺改成颂扬，是往严格处改。同一个时代，两出最有名的戏，一个替爱情松绑，一个替孝道加固。放在一起看，才看得出元代以后戏曲的复杂。
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清楚：蔡伯喈这个名字是借来的。历史上确有蔡邕其人——东汉末年名士，字伯喈，书法与音乐都有名，后世传说的「焦尾琴」故事与他有关，他的女儿是写《胡笳十八拍》的蔡文姬；他后来因董卓一案被杀。但戏里的蔡伯喈跟这位东汉名士几乎没有关系，只是借了他的名字。戏曲里借古人名字是常事，这提示我们：戏里的人物不等于历史人物，讨论时要把两本账分开。
那高明为什么要改？明清人的笔记里有这样一种说法：他嫌旧戏诬蔑了蔡邕——一个古时的名儒，被编排成弃亲背妇、遭雷劈的罪人，实在说不过去，所以要把这件事翻过来。这个动机的说法见于后人记载，未必完全可靠，但它解释得通：改写往往不是因为原版写错了，而是因为有人觉得原版「不该这样」。
戏名叫《琵琶记》，也和一条线索有关。赵五娘进京寻夫时，是背着一把琵琶、沿路弹唱换饭走过去的。一个女人独自走那么远的路，靠什么？戏给的答案是：靠一门手艺。那把琵琶不是风雅之物，是她的盘缠。后来折子戏里，「吃糠」「剪发」「描容」几出最常被单演——观众记住的往往不是团圆，而是她一个人熬过来的那几段。
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值得留意。南戏开场时，通常由一个角色先出来念一首词，把整部戏的宗旨和故事大概讲一遍，这叫「副末开场」。它相当于给观众一张节目单：接下来看什么、这出戏为的是什么，先说清楚。看惯了这一套，也就明白《琵琶记》为什么一开头就把「全忠全孝」四个字摆出来——那不是结论，是广告。
《琵琶记》在形式上也很有讲究。全剧四十二出，用的是双线结构：一条线在京城的相府，写蔡伯喈的富贵、应酬、身不由己；一条线在家乡的灾荒里，写赵五娘的饥饿、屈辱、埋葬亲人。两条线交替上演。
这种安排的效果是：观众刚看完相府里的一场宴席，下一场就看见赵五娘在吃糠。不需要任何人评论，两场戏摆在一起，话就自己说出来了。这是中国戏曲里很成熟的一种叙事办法，也说明高明不只是改故事，他是在设计结构。
剧中最有名的一场，叫「糟糠自厌」。说的是赵五娘暗中吃糠，怕婆婆看见；婆婆以为儿媳背着自己偷吃好东西，要来看个究竟，结果发现她吃的竟是糠，惊愧之下病倒，不久去世。
赵五娘吃糠时唱的那几句，是这出戏里最沉的一段：「糠和米，本是相依倚，被簸扬作两处飞。一贵与一贱，好似奴家与夫婿，终无见期。」糠和米本来长在一起，被簸箕一扬，就分开飞了——一个贵，一个贱，就像她和丈夫，再没有见面的日子。用一个簸粮食的动作，把夫妻分离、贫富悬殊全说尽了。
最后说一句这个结局。今天的读者看「一门旌表」，心里多半会打个结：赵五娘吃了那么多苦，换来的是一份朝廷的表彰，丈夫身边还多了另一位妻子。这个结是真的，不必替它解开。
需要留意的是，这出戏流传的版本并不完全一样。明代刊本有好几种，结尾有的作「一门旌表」，有的作别的处理，细节出入不小。所以讨论《琵琶记》的结局时，最好说清楚是哪一个版本。古戏本像河水，流到每一段河道都有不同的形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