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」
这是《伤寒论》序里的一段话。写它的人说：我家族本来人多，有二百来口；从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，死了三分之二，其中七成死于伤寒。
写这句话的人叫张机，字仲景，南阳人，后人称他张仲景。他生活在东汉末年——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损失最惨重的时期之一，战乱与疫病一起来。序里接着说：想到从前家族的凋零，痛心于横死的人没法救，于是「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」——下功夫钻研前代的医书，广泛收集各家方子，写成了一部书。
这部书的名字是：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注意书名，这是第一个要弄清的地方。今天大家熟悉的是《伤寒论》三个字，但那不是原书名。原书包含两部分，一部分讲「伤寒」，一部分讲「杂病」——也就是伤寒之外的各种内科病。
原书后来散了。散掉的原因很简单：那个年代的书写在竹简或纸卷上，靠人抄。一部几十卷的大书，抄的人少、战乱多，就留不住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，是后人分两次从残存的材料里整理出来的两本书。
第一部分是「伤寒」部分。把它整理出来的人是西晋的王叔和。他做过太医令，也是一位脉学名家，编过《脉经》。他把仲景书里论伤寒的部分编次成书，这就是《伤寒论》。他距张仲景大约一百年——也就是说，这次整理已经隔了一代多。
《脉经》里还留着一个有意思的痕迹：王叔和在整理脉学材料时，把仲景书里论脉的内容也收了进去。同一位整理者，在两本书里各留下了一部分仲景。后人要复原仲景的原貌，就得同时翻这两个地方。
第二部分是「杂病」部分，它的命运更曲折——留到下一篇《金匮要略》里讲。
接下来是第二个要弄清的地方：「伤寒」不是"受寒"。
很多人一看书名，以为这是一本治感冒的书。其实在中医里，「伤寒」有两个用法。广义的伤寒，指的是一切外感引起的热病——《素问》里就有一句话：「今夫热病者，皆伤寒之类也。」凡是从外面进来、引起发热的病，都可以归到这一类。狭义的伤寒，才特指某一类具体的证候。
所以《伤寒论》讲的是一整套外感病的辨证方法，不是"着凉了怎么办"。
那它的核心方法是什么？是六经辨证：把病的发展过程分成六个阶段——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。医生的任务，是判断病人现在处在哪一阶段，再按这个阶段处理。这个方法的意义在于，它把"看病"变成了"看病情走到哪里了"。同一个症状，在不同阶段处理办法可能完全不同。
《伤寒论》里载方一百余首。桂枝汤、麻黄汤、小柴胡汤这些今天还在用的方子，都出自这里。后人把这类方子叫「经方」——它们对一个方的组成、剂量、煎法、服法都规定得很细，细到「服后喝热粥、盖被取微汗」这样的步骤。这种细，是它两千年后还能用的原因。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：这本书在唐代，仍然不容易见到。
唐代的孙思邈编《千金要方》，据载曾感叹仲景的方子被江南医家秘藏、不肯外传。一个唐代的大医家还在为拿不到这本书发愁，可见它当时流传的范围有多窄。它真正成为医家共读的经典，是宋代以后的事——北宋设校正医书局，把这书校定刊印，它才从少数人的秘藏变成了公开的文本。
顺便说一句「医圣」这个称呼。张仲景被尊为医圣，是后世逐步加上去的，不是他自己或同时代人的说法。一个医生的地位，是跟着他的书一起升上去的——先是书被重视，然后人才被追认为圣人。
关于他的官职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地方。后世常称他「张长沙」，因为他据说做过长沙太守。但这条记载出现得比较晚，正史里查不到，所以学界对「长沙太守」这个身份一直有争议——它更像后人的一种尊称，而不是可考的事实。旧时称呼一位医生，喜欢给他挂一个官职，这是当时的习惯。
关于书的结构，通行本《伤寒论》分十卷，条文近四百条。它的写法很有特点：先立一条纲领，再用若干条文说明不同情况下的处理。同一类症状，会因为脉象、体质、发病天数的不同而给出不同的方——这种「同病异治」的写法，是它被后世医家反复研读、一直用到今天的原因。
还有一条早期的旁证值得一提：西晋的皇甫谧编《针灸甲乙经》，他在序里提到仲景论广汤液、为后世医方所本一类的话。皇甫谧与王叔和是同时代人，可见在西晋，仲景的书已经在医家圈子里被当作源头来引用，只是还没有成为人人能见的公开读物。
回头看，这本书的经历说明一件很朴素的事：一部书能不能传下来，跟它写得好不好，是两件事。写得好只解决一半，另一半要靠有人抄、有人整理、有人刻印。张仲景做到了前一半，王叔和、孙思邈、皇甫谧、宋代的校书官们做到了后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