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「吴宫教战」放进叙事类型里看，会看到一个很典型的模型：用一次极端的具体事件，去说明一条抽象的原则。
这条原则是「军令如山」。要让读者记住它，抽象论述不够，必须有一个画面。于是就有了「一百八十名宫女」「两个宠妃」「笑声」和「两具尸体」。构件的选择并不偶然：宫女代表「最不可能当兵的人」，宠妃代表「最不可能被杀的人」。把最弱的人放进最严的律里，冲突最大，印象最深。
同一模型在先秦兵家叙事里反复出现。《司马穰苴列传》斩监军庄贾，《吴起列传》的「杀妻求将」（《韩非子》作「休妻」，无杀人之说），用的都是同一个结构：用一个极端的执行动作证明「法大于人情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《史记》的处理方式。它写了斩美姬，也在同一篇里写了「孙子与有力焉」这种极轻的评功；它写了吴王的大怒，也写了吴王的不追究。轻重之间的分寸，使这一篇既成了一个好用的寓言，又留下了一条「这可能是寓言」的线索。
最后是接受史。两千年来这个故事被广泛转述，以致一提到孙武，多数人先想到的不是《孙子兵法》的「兵者，国之大事」，而是宫中那两颗人头。一个附会的故事压过了本人的著作，是叙事传播里常见的现象：有情节的叙述永远比有分量的思想跑得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