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昌蛇山上有一座黄鹤楼。今天人们去那里，多半会看到两样东西：一面崔颢的题诗壁，和对面的一座「李白搁笔亭」。
先看这首诗：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再看那个亭子的来历。据说李白登楼，正想写诗，抬头看见崔颢这首，说了一句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」，就搁笔走了。
今天这座亭子是真的。但这句话是元代才有的。
记这句话的书是元代辛文房的《唐才子传》。书里说：「及李白来，曰：『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』无作而去，为哲匠敛手云。」
元代离李白五百多年，离崔颢更远。而且《唐才子传》不是正史，它是一部诗人小传的汇编，里面收了不少传闻。所以从史料上说，这件事只能算「传说」，不能算「事实」。
那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发生过？有一个办法：去查比它早的书，看那座楼上最早被记下来的是些什么。
南宋祝穆编过一部地理书，叫《方舆胜览》，共七十卷，把南宋各州府的山川、楼台、题咏都收进去。卷二十八是「鄂州」，也就是今天的武昌。翻开黄鹤楼那一条，会看到很有意思的排列：
它先引唐代阎伯理的《黄鹤楼记》——那是唐永泰元年（765）写的文章，说「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，图经云费祎登仙，尝驾黄鹤返憩于此，遂以名楼」。
再引《南齐志》：「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。」
然后引了张栻的一段话。张栻是南宋的理学家，他写的是：这座楼是「以山得名」——因为建在黄鹤山上；至于费祎驾鹤、仙人子安，「此皆因黄鹤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为之说」；后来又有人引梁任昉的记载，说驾鹤的人不是费祎而是荀叔伟，「此皆因黄鹤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为之说，后来者既不之察，又从而并缘增饰之」。
再往后，同一条里还写了一件更小的事：楼旁有个石照亭，不知哪一个「妄男子」在窗间题了诗，传来传去，就成了「吕洞宾所书」。
最后，这一条里收了崔颢的诗，也收了李白的诗。
这个排列值得看清楚：在一部南宋的地理书里，一座楼的传说、一座楼的题诗，以及一位南宋学者说「这些都是好事者编的」，被并排放着。
也就是说，早在元代那个「搁笔」故事出现之前，已经有人在拆黄鹤楼的神话了。而且拆的人不是外人，是理学家，他把结论写得很硬：好事者妄为之说。
再说李白。他受没受崔颢影响？这个反而有实在的证据。
李白写过两首诗，和《黄鹤楼》的关系非常明显。一首是《鹦鹉洲》，一首是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。后者写于天宝六年，那一年李白四十七岁：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
对照崔颢的「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」——同一个句法，同一个骨架。元代方回在《瀛奎律髓》里直说：「太白此诗，乃是效崔颢体。」清代许印芳说得更难听：「未能自出机杼，反袭崔诗格调，东施效颦，贻笑大方。」而清代方东树替李白说话，说《鹦鹉洲》是「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」。
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：李白四十七岁才写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。如果「搁笔」真发生在登黄鹤楼的时候，中间隔了很多年。而且李白年轻时长期在江汉一带漫游，涉及黄鹤楼的诗有好几首，究竟哪一次是「搁笔」的那一次，根本对不上。
所以更稳妥的说法是：李白确实深受崔颢这首诗的影响，但「搁笔」的具体场面很可能是后人补上去的。
还有一件事，是这首诗本身的问题。
今天通行本第一句是「昔人已乘黄鹤去」，而在《方舆胜览》卷二十八里，这一句写的是「昔人已乘白云去」。
别小看这一个字。通行本里「黄鹤」出现了三次：「已乘黄鹤去」「空余黄鹤楼」「黄鹤一去不复返」。写格律诗最忌重复，连用三次是硬伤，所以从宋代起就有人替崔颢辩护，说这是「不以词害意」。可如果原文第一句本是「白云」，那重复就少了两次，只剩下「黄鹤」两次、「白云」两次——很整齐，根本不是毛病。后人把「白云」改成了「黄鹤」，才多出这一场千年争论。
另外「芳草萋萋鹦鹉洲」在《方舆胜览》里写作「芳草凄凄」，「凄凄」和「萋萋」是两个意思相近而色泽不同的词，也各有一批本子。
最后说这座楼本身。
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（223），在武昌黄鹤矶上。此后一千多年里屡毁屡建，最后一座古楼毁于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。一九五七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，武昌引桥占用了黄鹤矶的故址。今天这座楼是一九八五年用钢筋混凝土在蛇山上建起来的——非复旧址，亦非旧观。
现在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：
一座楼，选址换过、材料换过、形制换过，现在是一座现代建筑。
楼名的来由至少有三说：因山得名，费祎登仙，仙人子安。南宋的张栻已经判过：后两说是好事者编的。
楼上最有名的那首诗，第一句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字之差，引出了一千年的争论。
楼边上那个亭子纪念的那句话，出自元代的一本诗人小传。
这不是要把它们都拆掉。一座楼能活一千八百年，靠的本来就不只是砖木；那些传说和诗句，就是它真正的建材。只是读的人应当知道：哪一层是实的，哪一层是后人加上的。知道了，再登楼，看见的东西会更多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