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说一个时间上的事实，它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本书的分量。
李时珍从三十五岁左右开始编《本草纲目》，写了二十七年，稿子改了三次。万历十八年，他请当时文坛的领袖王世贞写了一篇序。万历二十四年，南京的刻书家胡承龙把书刻成——这就是后世说的「金陵本」，也是这部书最早的刻本。
而李时珍死在万历二十一年。
也就是说，书印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世三年了。他一生没有见到自己的书变成一本书。二十七年、三次改稿，最后的结果，是他没能亲手翻开它。
再说书名。「本草」是中药学的传统称法——因为药以草木居多，所以讲药的书就叫「本草」。「纲目」两个字，则是李时珍自己给这部书设计的一副骨架：「纲」是总纲，「目」是细目。
具体说，他把全部药物分成十六部——水、火、土、金石、草、谷、菜、果、木、服器、虫、鳞、介、禽、兽、人；部下分类，共六十类。这是一层「纲」。每一类下面是药名，这又是一层「纲」。而在每一味药之下，他规定了八项内容，按固定次序排列，这是「目」。
哪八项？释名（这味药叫什么、名字怎么来的）、集解（产地、形态、采集）、正误（前人哪里说错了）、修治（怎么炮制）、气味（药性）、主治（能治什么病）、发明（他自己的心得）、附方（相关方子）。
看这份清单就能明白这本书为什么厉害：它不只是把药记下来，而是给每一种药规定了同一套问法。你翻到任何一味药，都要回答这八个问题。这种整齐，就是「纲目」的意思，也正是它比前代本草好用的原因——它像一套设计好的表格，而不是一堆零散的笔记。
当时为它作序的王世贞，也特意把这套结构点了一遍。他在序里写：每味药先标正名为「纲」，附释名为「目」，此是「正始」；接着是集解、辨疑、正误，详其产地形状；再接着是气味、主治、附方，著其体用。序末有一句写得很有名：「如入金谷之园，种色夺目；如登龙君之宫，宝藏悉陈。」一位文坛领袖肯用这么长的篇幅去描述一本书的目录结构，说明他也看出：体例才是这部书真正的新东西。
也正因为有这个体例，李时珍最被低估的工作才留得下来：「正误」。
在「正误」这一项里，他专门纠正前人的错误。前代的本草书里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说法——把两种不同的植物当成一种，把传说当作事实，把某位古人随口的一句话抄了几百年。李时珍一条一条挑出来，说明错在哪里、为什么错。
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讨好。他挑错的对象里，包括被奉为经典的旧本草。但正是这一项，让《本草纲目》从「抄得比较全」变成了「查得比较准」。一个学者最见功力的地方，常常是他敢说「这里错了」。
这本书的量也值得一提：五十二卷，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（其中新增三百七十四种），附方一万一千余首，附图一千一百余幅，约一百九十万字。一个人二十七年做完这件事，意味着平均每天要处理相当数量的材料。
不过这本书也不是从零开始的。它可以放进一条很长的谱系里来看：最早是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收药三百六十五种；南朝陶弘景作《本草经集注》，增到七百多种；唐代官修的《新修本草》，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定的药典，收药八百余种，还配了图；宋代唐慎微的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，把它扩到一千五百多种。李时珍使用的底本，就是这一部《证类本草》。他在这个底子上增收了三百多种新药，又把前代所有记载重新核对了一遍。所以他的位置是：站在一千多年的积累上，做一次总账。
除了《本草纲目》，他还写过两部篇幅小得多的书。一部是《濒湖脉学》，把各种脉象编成口诀，方便后学记诵；一部是《奇经八脉考》，专论针灸里那几条不直属于十二正经的脉。这两部书通俗、好读，流传也广——它们更能说明他做事的共同方式：把复杂的东西，整理成能记住、能上手的样子。《本草纲目》的八项体例，其实是同一种思路放到最大规模上的结果。
它的传播也走得远。刻成之后，明代就有多种翻刻本；十七世纪初传入日本，后来又陆续被译成日、法、德、英、俄等文字。有说法称达尔文在讨论金鱼驯化时引用过「一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」——一般认为指的就是《本草纲目》。不过这一类说法经过多次转述，引用时最好标明「据称」，不要当成定论。
到清代，又出现了一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。作者赵学敏专做两件事：补上李时珍没有收的药，纠正他误收的条目。有意思的是这件事的性质——当一本书成为标准之后，后来者的工作就变成了「拾遗」。这是一种很高的待遇：别人不再另起一部，只在你后面补。
最后说一句关于方法的事。李时珍做这件事的条件并不好：没有现代植物学、没有化学分析、没有显微镜。他能依靠的是三样东西——读遍前代的书并逐条核对，走访药农、猎户、渔民和医生，以及自己采药、试药。第一个人人做得到，第二个要肯走路，第三个要肯承担风险。
所以这本书记录的，不只是一千八百多种药。它记录的是一个人怎样在没有仪器的年代，把一件事做到当时能做到的极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