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和十一年的秋天，一个四十五岁的官在浔阳江头送客。
枫叶和荻花在风里响，主人下了马，客人在船上，端起酒却没有音乐。喝得不痛快，快要分别的时候，水面上忽然传来琵琶声。
主人忘了回去，客人没有开船。
他们顺着声音问过去，弹琵琶的人迟疑了很久才出来。她抱着琵琶遮着半边脸，坐定了，先转轴拨弦试了几下，还没成曲调，情绪就已经出来了。
她弹的是长安最流行的曲子。一轮弹完，她放下拨子，说起自己：十三学得琵琶成，名属教坊第一部。当年在长安，五陵年少争缠头，一曲红绡不知数——那些富家子弟争着送她东西，一支曲子下来收到的红绡数不清。后来年纪大了，颜色衰了，就嫁给了一个商人。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去浮梁买茶，她就一个人守在这江口的空船上。
听的人里，有一个人叫白居易。他刚从长安被贬到江州做司马，一年了。
他说：我去年才离开京城，被贬到这里，一直卧病。这个地方没有音乐，从早到晚听不到丝竹，只听见杜鹃啼血和猿猴哀鸣。今天听了你这支曲子，就像听见了仙乐。
他请她再弹一曲，说自己要为她写一首《琵琶行》。
她站了很久，退回原处坐下，把弦拢紧，声音忽然转急。满座的人都掩着脸哭。
诗在这里结束。最后两句是：
座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。
——很多人读到这里会略过「青衫」两个字。但这两个字其实是全诗里最实的一处细节，它藏着一整套唐代的制度。
先说「青衫」是什么颜色。
唐代的官员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是法律规定的。唐高宗上元元年（674）颁布《衣服令》，把官服的颜色按品级分成八档：三品以上服紫，四品深绯，五品浅绯，六品深绿，七品浅绿，八品深青，九品浅青。这套制度叫「品色衣」，从隋代定下来，唐代细化，一直用到宋以后才慢慢松动。
也就是说，「青」是八九品的颜色，是整套官服里最低的两档。一个哭湿衣衫的人，如果身上穿着浅绯或者紫色，他悲的是别的东西；穿着青，他悲的就多一层——他知道自己被放在哪里了。
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：江州司马并不是九品官。
州司马在唐代的品级，依州的等级而定，江州属上州，司马是从五品下。按《衣服令》，五品该穿浅绯，也就是浅红色。那白居易为什么穿青？
关键在于唐代的官有两条品级线：一条是「职事官」，就是实际担任的职务，江州司马；另一条是「散官」，是一种身份等级，不发实职，但决定你穿什么、拿什么俸禄、排在哪里。写《琵琶行》这一年，白居易的散官衔是「将仕郎」——从九品下，是文散官里最低的一级。
所以那天晚上，他穿的确实只能是青衫。诗里这个字不是修辞，是档案。
更要紧的是，白居易对颜色这件事非常在意，在意了一辈子。
他早年在诗里写「白头俱未著绯衫」——头发都白了，还没穿上绯色；又写「五品足为婚嫁主，绯袍著了好归田」——只要到五品，能穿上绯袍，就可以回家了。绯色在他笔下几乎是一个心愿的代名词。
这个心愿过了很多年才实现。五十岁那年，他加「朝散大夫」，从五品下，终于换上了浅绯。他自己写诗记这件事：「吾年五十加朝散，尔亦今年赐服章。」五十六岁拜秘书监，散官升中大夫，从四品下，还差一点够不上紫色，唐文宗特地赐他紫服。他又写：「紫袍新秘监，白首旧书生。」
把这些句子摆在一起，再回头看「江州司马青衫湿」，那件青衫的分量就变了。它不是一个抒情道具，而是他一生里最低的那个位置的记号。后来「青衫」成了失意官吏的代称，欧阳修写「四十白发犹青衫」，王安石写「青衫老更斥」，用的都是这个意思——而这个意思，是从这一句诗里长出来的。
再说一件事：这首诗有一个自序，序里的信息比诗里还硬。
序说：「元和十年，予左迁九江郡司马。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，闻舟中夜弹琵琶者……」——他把时间、地点、缘由全交代了：元和十年被贬，第二年秋天，湓浦口。
元和十年（815）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年六月，宰相武元衡在长安上朝的路上被藩镇派来的刺客杀死，御史中丞裴度同时被刺伤。白居易上书请求追捕凶手。有人指责他官小位卑，越过谏官的职分议论朝政。唐宪宗先把他贬为江州刺史，接着又有人翻出一件旧事：他的母亲是赏花时坠井而死的，而他写过《赏花》《新井》的诗，被指「甚伤名教」——于是再追贬为江州司马。
江州在今天江西九江。司马名义上是刺史的副手，但在中唐，这个位子主要是用来安置被贬的官员的，有职无权。白居易自己说，被贬之后「谪居卧病浔阳城」，一年到头见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。
所以那天晚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：一个被双线品级压在最低档上的中年人，遇见了一个从长安最热闹的地方落到江口空船上的女人。他说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这句话之所以能站住，不是因为两个人都苦，而是因为他们都见过上面那一层，然后掉下来了。
最后补一句。这首诗一作《琵琶引》。同一年前后，他的朋友元稹也写过一首《琵琶歌》。两首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个差别：元稹那首写的是琵琶本身，白居易这首写的是两个都没能留在原地的人。他选定多写一个人，这首诗就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