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朝末年，渭水边上有一个钓鱼的老人。
传说他的鱼钩是直的，不放鱼饵，还离水面三尺高。有人笑他，他说：我钓的不是鱼。
我们先把这句传说放一放，回头再说它从哪来的。
渭水边上有一个人路过，看见了这位老人。这个人叫昌，是商朝西边诸侯之长，所以人称西伯。他今天本来是出来打猎的。
出来之前，他占了一卦。卦辞说：今天所获，非龙非彲，非虎非罴，得到的是一位公侯，是上天送给你的老师。
西伯在渭水北岸遇到了这位老人。两人谈了很久，谈得很投机。
西伯说了一段话：我的先君太公曾经说过，将来会有圣人到周国来，周国会因此兴盛。说的就是你吧？我的太公盼你，盼了很久了。
从这一天起，这个老人就叫太公望。他本来的名字是吕尚，祖先在虞夏的时候封于吕，姓姜氏，所以也有人叫他姜尚、姜太公。
后面的故事，就是熟悉的那一套了。他辅佐西伯把周国的底子打好；西伯死后，他的儿子发接位，就是周武王。武王称他为「师尚父」——既是老师，又是父辈。牧野一战，商军倒戈，商朝灭亡，周朝建立。
天下定了以后，太公被封到东方，成立齐国，都城在营丘。六百多年后，齐国出了一个齐桓公，成了春秋第一个霸主。这一切的起点，都在渭水边上那一次相遇。
——故事讲完了。现在说几件要紧的事。
第一，那个「直钩钓鱼」的细节，是后来的。
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写这件事，只有四个字：「以渔钓奸周西伯」。这个「奸」读 gān，是「干求」的意思——说白了就是借着钓鱼的机会去求见西伯。为什么钓、钩是直的还是弯的、有没有放饵，《史记》一个字都没有写。
「直钩」「离水三尺」「愿者上钩」，是后来的人一层一层加上去的。加上去的原因不难懂：一个七十岁的老头，用一根直钩等一位君主，这个画面比「以渔钓奸」四个字好记得多。
第二，署名在这个老人名下的一部兵书，来历很不简单。
这部书叫《六韬》，全文用周文王、周武王和太公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，一共六卷六十篇，从治国、用兵一直讲到不同地形怎么打、不同兵种怎么配合。旧题作者就是姜太公。
可是翻开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里面著录的不是《六韬》，而是一组更大的东西：「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《谋》八十一篇，《言》七十一篇，《兵》八十五篇」。而且班固在下面加了一句自己的话：「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。」——意思是，恐怕有后来的人借着太公的名义往里添过东西。
这句话很重要。它说明：早在汉代，人们就已经知道有「托太公之名」的书在流传了。
到了宋代，怀疑的声音变大了。叶适、陈振孙、黄震一路下来，明代的胡应麟、清代的姚际恒接着辨，最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给了一句很硬的判词：「其依托之迹，灼然可验。」
他们最主要的证据是：书里出现了「铁械锁」「环利铁索」这样的铁制军备。商朝末年、西周初年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，那是战国末期才有的。所以这本书不可能是姜太公写的。
这个推理没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下一步：不可能是他写的，就等于是后人伪造的吗？
清代很多人就是这么判的，把《六韬》定性为伪书。这一判，就判到了二十世纪。
一九七二年四月，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西汉前期墓里，出土了五千枚左右的竹简。其中有五十多枚是《六韬》。第二年，河北定县八角廊的汉墓里，又出了一批《六韬》残简。
这两批竹简说明了一件事：《六韬》在西汉初年已经是一个定了型的本子，而且流传得相当广。既然西汉初年就有定本，那它成书的年代自然要往上推——推到战国，顺理成章。
于是那桩持续了几百年的争论有了一个新的说法：《六韬》不是姜太公写的，也不是后人凭空伪造的，它是战国时期的人写的一部兵书，借用了太公的名义。
「托名」和「伪造」，是两件事。这一点值得记一记。
第三，还有一部《三略》，情况更特别。
后世常把「韬略」两个字连起来说，好像《六韬》《三略》是一对。其实《三略》的来路更晚。它的书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陈琳的《武军赋》里；《汉书·艺文志》根本没有著录；一直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才正式收进来，题的是「下邳神人撰」——这个「下邳神人」，说的正是给张良送书的那位黄石公。
所以：一部托名姜太公的《六韬》，一部托名黄石公的《三略》，两位作者一个在商末、一个在秦汉之际，而两部书真正成书的时间，都比他们晚了几百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那句话，说的正是这件事：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——凡是要讲兵法、讲权谋的人，都想把源头接到太公身上。
要到北宋，这些书才被正式摆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。宋神宗办武学、定教材，把七部兵书合称《武经七书》，其中就有《六韬》和《三略》。到宋孝宗的时候，《六韬》还被往前挪到了第四位。
渭水边的那一次相遇，故事里写得活灵活现，史书里只有四个字。而署名给那位老人的一部兵书，往上追到底，是一群没有留下名字的战国人的作品。
一个名字，比一个人活得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