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二三一年，蜀汉的军队又出祁山。
这是诸葛亮第四次北伐。蜀国小，兵不多，可比兵更缺的是粮——从成都把粮运到陇西前线，要翻过几百里山地，牛马走不动，人也背不了多少。运一石粮，路上要吃掉六石。
这一年，史书上出现了一个新词：木牛。
《三国志》写得很简单：「（建兴）九年，亮复出祁山，以木牛运，粮尽退军。」三年之后，又是另一个词：「十二年春，亮悉大众由斜谷出，以流马运。」
然后是一句评价：「亮性长于巧思，损益连弩，木牛流马，皆出其意。」——连弩、木牛、流马，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
那年夏天，诸葛亮死在五丈原。蜀军退走，魏国统帅司马懿到蜀军留下的营垒里走了一圈，说了一句：天下奇才也。
故事到这儿，本来可以完了。可偏偏有个问题，两千年来一直没有人能回答：木牛流马，到底长什么样？
说它长什么样，是有依据的。《三国志》的注里，裴松之从《诸葛亮集》抄进来一大段「作木牛流马法」。这段话写得非常细，细到让人以为照着做就能造出来。
比如写木牛：方腹曲头，一脚四足，头入领中，舌著于腹。还写了「牛头」「牛脚」「牛舌」「牛角」这些部件——用牛的器官给零件命名，名字起得很有想法。
写流马就更细了，全是尺寸：肋长三尺五寸，宽三寸，厚二寸二分，左右一样；前轴孔距头四寸，直径二寸；前脚孔距二寸，离前轴孔四寸五分，宽一寸；前后四脚，宽二寸，厚一寸五分，形制如象……
数字一路写到底，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交代。可是没有图。
这一段文字是怎么活下来的，也很值得说一说。
诸葛亮本人大概没有编过什么文集。今天看到的《诸葛亮集》，是后来的人东拼西凑辑起来的——从《三国志》的注里、从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这些类书里，把零碎引到过的文字一条一条捡回来。清代张澍校的那个本子最通行，而他在校的时候就已经说明，竹简有损毁，有些地方可能是脱漏的。
换句话说：我们今天读到的「作木牛流马法」，本来就是一段被转抄了多次的残文。它能够留下来，靠的是裴松之当年多做了一个动作——他没有只写「木牛流马，皆出其意」就完了，而是把整段材料原样抄了进去，还注明了出处。
问题就出在这里：文字能留下来，形状留不下来。而形状才是造东西的关键。
于是后面一千多年，成了一场漫长的猜谜。
最早的说法来自宋人。高承在《事物纪原》里说：木牛，就是今天小车里有前辕的那种；流马，就是今天独推的车，民间叫「江州车子」。另一位宋人陈师道说得更具体：蜀地有一种小车，一个人推，能装八石，前面像个牛头；又有一种大车，四个人推，装十石——大概这就是木牛流马。
这种解答很实用，也符合很多人的直觉：木牛流马嘛，就是四川乡下的「鸡公车」，前面一个木轮，两边搁货，一个人在后面推。
可是这个说法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。
独轮小车，汉代就有了。汉代人管它叫「鹿车」。成都驷马桥附近的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过一块画像砖，右下角就刻着一个人推独轮小车的样子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车在诸葛亮出生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在用了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如果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，为什么《三国志》要郑重其事地记一句「以木牛运」，还专门说这是诸葛亮「皆出其意」的巧思？一个已经用了两百年的普通推车，犯不着这样写。
所以又有人提出：木牛和流马不是一回事，一个是四轮车，一个是独轮车；也有人认为两者结构有分别，是两种工具。到底是一物还是两物，到今天还在争论。
还有一条材料更有意思。南朝的时候，祖冲之因为诸葛亮有木牛流马，自己另造了一件，记载说它「不因风水，施机自运，不劳人力」——不用风、不用水，装上机关就自己走，不费人力。
这句话看起来是在夸祖冲之。但反过来读，它说明一件事：在南北朝人的印象里，木牛流马是一种会自己走的机械。一千七百年后的我们听到「木牛流马」，想到的多半也是这个——这正是《三国演义》留下的印象。
《三国演义》把这件事写得神乎其神：木牛流马不喝水不吃草，昼夜转运不停，扭一下舌头就不动了，再扭回来又走。小说家写得越热闹，后人的疑问就越大：三国时候真有这种东西吗？
其实，把《三国志》和裴松之注放在一起看，答案清清楚楚：木牛流马确实被用过，用了三次，走的是从汉中到关中的栈道。它是什么形状、用什么原理，史料里没有答案，只有尺寸。
宋代有个叫陈普的人写过两句诗，很能说明这种心情：木牛流马无人会，元是自家心孔开。意思是这东西谁也弄不懂，本来就是各人自己去想的。
两千年来，有人用杠杆去复原它，有人用齿轮，有人说是扁担加轮子，有人说是四条腿会走路的机器。每一种复原都能解释一部分文字，也让运载效率确实提高了，但没有一种能完全对上那段尺寸。
这也许就是这一段故事真正讲的事：一个东西是被真实造出来过的，但它只留下了文字，没有留下形状，于是后人只能在文字里想象它。想象得越久，它就越不像原来的那个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