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说书名。这三个字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，原文是「子不语怪力乱神」——孔子不谈怪异、勇力、悖乱、鬼神。也就是说，「子不语」本来是一句表态：这些东西我不说。
袁枚拿这三个字当书名，意思就很清楚了：孔子不说的，我来说。
这还不算完。书写出来之后，他发现元代已经有一部同名的小说了，于是又改了一个名字——《新齐谐》。「齐谐」出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「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」意思是一个叫齐谐的人，是专门记怪异之事的。两个书名，一次取自孔子的不写，一次取自庄子的专写。取名字这件事，他做了两遍，两遍都在表态。
这位作者是袁枚，字子才，号随园主人，浙江钱塘人。他的人生很有意思：乾隆四年考中进士，做过溧水、江宁等地的知县；三十三岁就辞了官，在南京小仓山买地建起一座园子，叫随园，此后差不多五十年，靠诗文、交游和写书过日子。
在当时，一个读书人辞官不做、专门享乐著述，是要被人说闲话的。他不管。他写《随园诗话》谈诗，写《随园食单》谈吃，还收女弟子学诗——这几件事在那个时候都算得上出格。一个敢收女弟子的人，写一本「孔子不谈的书」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《子不语》就是他的这类记录：正编二十四卷、续编十卷，加起来约一千则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——鬼、狐、怪、梦、报应、异闻。多数很短，一页不到。
把这本书放进「志怪」这条线里，会看得更清楚。志怪的传统很长：晋代干宝写《搜神记》，把听来的神鬼之事一条条记下来；唐代人用这类材料写传奇，篇幅更长，也更讲究文采；到清代，蒲松龄写《聊斋志异》、纪昀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袁枚写《子不语》。同一条河里，水的性子一直在变——越往后，作者越不像是在记录，越像在写作。
《子不语》和《聊斋志异》放在一起看，差别很明显。蒲松龄写的狐鬼往往感情很重——他会替故事里的人难过、不平，也会把自己的愤懑写进去；袁枚写的鬼狐则很少带情绪，他像一个见闻广博的人在饭桌上讲一件事，讲得有趣，讲完就停。一个把鬼当知己，一个把鬼当谈资。两种写法都不低，但它们要的东西不一样。
还有一层要注意：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？多数是听来的。袁枚交游很广，住在随园，来往的客人多；饭桌上、书信里听见一件事，他就记下来。所以这些故事的真实来源大多不可考——不能当史料读，也不宜当成他一个人的创作。它更像一份「当时流传着什么」的清单。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人在讲什么、怕什么、拿什么当乐子，这份清单就有用。
他收女弟子、编女弟子的诗集，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事，有人当面讥讽他。一个在现实里敢替女子出头的人，笔下反倒很少替故事里的人喊冤——这一点也值得想一想。
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：袁枚信不信鬼神？
从他的写法看，他并不像是真信。他更像是在记「奇闻」——听说有这么一件事，写下来给读者看。故事里很少说教，也很少劝人向善，更没有佛道两家那种因果报应的严肃口吻。他常常写完就完了，读者自己去想。这一点和同时写狐鬼的纪昀很不一样。
纪昀，字晓岚，是乾隆朝的名臣，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。他写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同样是狐鬼故事，但故事后面往往要议论一段，讲个道理出来。时人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，称「南袁北纪」。一个在南方讲得干净利落，一个在北方讲完还要说理。
所以读这两部书，可以做一个很直接的比较：同一类材料，一个作者把它当故事，一个作者把它当教材。材料的性质没有变，变的是写它的人想用它干什么。
《子不语》里另一件值得留意的事，是它顺手记下了很多社会实况。比如科场里的荒唐、官场里的应酬、婚姻与妇女的处境、民间诉讼的样貌，都夹在这些怪事里。这些故事的价值，有时并不在鬼，而在于写鬼的时候，人间的样子也一起被写下来了。
这本书的体例也值得说一句。它属于「笔记」——不成系统，不立篇章，一条一条随手记下。「志怪」说的是内容，指所记多为鬼神怪异；两个词合起来，就是「随手记下的怪异之事」。这种体例的坏处是杂乱，好处是自由：不必从头讲起，也不必给出一致的解释。袁枚用它记下了一千来件事，其中大半彼此无关。
正编之后还有续编十卷，是他晚年接着记的。一个人七十岁以后还在听故事、记故事，这件事本身就能说明他为什么还写得出《随园诗话》和《随园食单》——三本书，一本谈诗，一本谈吃，一本谈鬼，做法却是同一件：把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记下来。
最后说一句读法。这本书不必从头读到尾，也不必相信它。随手翻两则，几分钟看完，然后想一个问题就够了：这件事如果真发生过，说明当时的人在乎什么？鬼故事不一定真，但它一定说出了讲它的人心里有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