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的作者叫宋应星，字长庚，江西奉新人。他的一生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是一个「考不上」的人。
万历四十三年，他中了举人。举人已经是了不起的功名，但再往上考进士，他考了五次，都没中。最后他做过的官不过是县学教谕、府推官这类小职务。
就在这样的位置上，他写成了一部书——《天工开物》，三卷，十八篇，崇祯十年刊行。
先说书名。「天工」出自《尚书·皋陶谟》的「天工，人其代之」；「开物」出自《易·系辞》的「开物成务」。两个字合起来，意思是：自然的造化，加上人的开创，两下配合，才能生成万物。
所以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表态。在当时的观念里，「一技一艺」是下等事，读书人不屑于做，更不屑于写；而宋应星把书名取成这样，等于说：这些技术不是小道，它是自然与人的合力，是值得写的。
他在序里把话说得更明白：那些追求功名的人，把农工之事看作下等；而他这本书，「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」——跟考功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句话在当时相当有骨气。
那书里都写些什么？十八篇，篇名都有讲究：乃粒（谷物）、乃服（衣料与纺织）、彰施（染色）、粹精（粮食加工）、作咸（制盐）、甘嗜（制糖）、陶埏（陶瓷）、冶铸、舟车、锤锻、燔石（烧石成灰、取煤）、膏液（榨油）、杀青（造纸）、五金、佳兵（兵器）、丹青（颜料与墨）、曲蘖（酿酒）、珠玉。
从种粮到穿衣，从做碗到造船，从炼铁到榨油，从造纸到酿酒，最后连珍珠玉石怎么采都写了。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气力，才能把当时这么多行当都看一遍、问一遍、记一遍。
而它记的不是结论，是做法。举几个例子。
比如炼锌。当时叫「倭铅」，书上记了怎么把炉子搭起来、怎么把矿石和炭分层装进去、怎么用泥罐密封加热、锌气怎么冷凝下来。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大规模炼锌的地方，而这本书留下了早期工艺的具体记载。
比如采煤。他把煤分成几类，还特别讲到矿井里的一种危险——「毒气」，说要用长竹管把气引出来，人才能下去。这是早期关于矿井通风的记载。
比如造纸。他把竹纸、皮纸的做法一步步写下来：浸、煮、舂、抄、压、烘。哪一步用石灰、哪一步用植物胶，都写清楚。
比如炼铁。他记了高炉，也记了「灌钢法」：把生铁水浇在熟铁上，反复锻打，让碳分均匀。这一段是研究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关键材料。
看到这里可以想一想：这些技术在当时都是靠师徒口耳相传的，一般不会写下来。为什么要写？
大概有两个理由。一是当时的手工业已经很发达，规模很大，需要一份说得清楚的记录；二是写书的人意识到，如果没有人把这些做法写下来，一旦断代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而接下来这件事，恰好印证了后一个理由。
这本书在清代流传极少。原因不难想：清朝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没有收录它，而书里的内容在当时被视为技术琐事，不被重视。刻本稀少，流通不畅，在国内几乎到了失传的边缘。
但它在外面活着。十七世纪末，《天工开物》传入日本，日本有翻刻本，而且被反复引用；后来又陆续传往欧洲，有了法文、英文等译本，被研究农业与工艺的人使用。
到了民国时期，中国学者反而要回头从日本找回版本，才重新把这本书刊印出来。
一本把中国技术总结得最全的书，在本国断了线，靠国外的翻刻和译本留下来——这大概是它最让人说不出话的一处。
那这本书今天还有什么用？至少有三层。
第一层，它是技术史的材料。要研究明代的冶炼、纺织、造纸、制盐到了什么水平，它是绕不开的。第二层，它是社会史的材料。书上记的不只是工艺，还有工价、产量、行当分工、各地土产——一个行业的规模和成本，正史里不会有。第三层，它是观念史的材料。一个读书人肯花这样的力气去写工匠的事，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聊。
还可以留意一件事：书里有图为证。每一篇都配了插图，把器具的样子、工序的先后画出来——比如提花机的结构、造纸的槽与帘、采煤的井下样子。文字说不清的地方，图用一张就说明了。这也是它后来能被日本与欧洲的读者看懂的原因之一。
宋应星也不是只靠翻书写的。他在序里说自己是「曲尽经营」，用的是走访与亲眼观察。他到过的地方多、问过的人杂，所以书里才有那么多别处见不到的数字——某地一年的盐产量、某种纸的成本。那些数字不是抄来的，是问出来的。
还有一层：这本书的写法很「不讨好」。没有故事，没有抒情，全是材料、器具、步骤、产量。读它不轻松，但它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
最后说一句作者的结局。明亡之后，宋应星不肯出仕新朝，隐居乡里，最后死在家乡。据说他的兄长在国变中殉难。一个把一技一艺看得比功名重的人，在最后的关头，也没有去做官。
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会觉得他的选择其实一直是一致的：他认为什么有价值，就去做。功名没有给他位置，他就在小官的位置上写一部留给后人的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