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昔时贤文，诲汝谆谆。集韵增广，多见多闻。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」
这是《增广贤文》的开头。后面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串句子：
「知己知彼，将心比心。」「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吟。」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」「读书须用意，一字值千金。」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
这本书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：它没有作者。
《三字经》有作者问题，《弟子规》有作者，《千字文》也有作者。《增广贤文》没有——因为它不是"写"出来的，是攒出来的。它的句子从各种地方来，编者的工作是挑选和排列，不是创作。
书名本身就交代了这一点。「昔时贤文」，意思是过去贤人的文章；「集韵增广」，是把它们按韵汇集，再加以扩充。开头这几句，就是编者在说明自己的做法。
那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？今天能追到的最早形态，是明代万历年间流传的《昔时贤文》，又叫《古今贤文》。到了清代同治年间，一个叫周希陶的人做了一次重订，把句子按韵重新归类编排，这就是《重订增广贤文》。今天通行的本子，多数从那一次重订来。
再说一点书名。「增广」两个字不是"增加广度"，而是"增补扩充"——它原来叫《昔时贤文》，后来不断有人往里加句子，加出来的部分就叫「增广」。
下面说这本书里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，也是它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。
它的价值观是不统一的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。
看这几组句子：
「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」——讲的是轻财重义。
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」——讲的是人为钱不要命。
「得饶人处且饶人」——讲的是宽厚。
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」——讲的是心要狠。
几句话，两种立场，全收在同一本书里。你如果拿它当人生指南，会发现它自己跟自己打架。
为什么？原因在体例。这本书收句的标准不是"说得对"，而是"说得好"：顺口、对仗、押韵、一针见血。编者的眼光盯着句子本身漂不漂亮、好不好记，不盯着它跟别的句子合不合。所以它是一部引语的合集，不是一个思想家的书。
那么这些句子从哪里来？举几个例子就能看出杂到什么程度。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」出自《论语》；「知足常乐，终身不辱」是从《老子》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」来的；「近水楼台先得月」出自北宋苏麟的诗；「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」一类的句子，来源是戏曲与市井口语。经书、诸子、文人诗、戏台台词，全都收在一个本子里。
这些句子还有一个共同点：大多是对偶句。「钱财如粪土」对「仁义值千金」，「逢人且说三分话」对「未可全抛一片心」——成对的话比单句好记得多，这也是它能在戏台下被听会的原因。
明白了这一层，读法就完全不同了。不要再问「《增广贤文》教我们做什么」——它没打算教一个统一的道理。要问的是：这句话是谁在什么处境里说的？它在替谁说话？
举个例子。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」——这话放在劝人谨慎的场合，是经验；放在亲人之间，就成了伤害。同一句话，处境一变，性质就变。
再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。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」。这两句今天多用来形容占便宜，但它的来处是一个求人办事的场合：北宋时，苏麟在外地做官，他的上司范仲淹一直在举荐身边的人，苏麟在外，轮不上，就把这两句诗献了上去。范仲淹看懂了他的意思，后来举荐了他。所以这两句话最早不是感慨，是求职信。
还有一组句子要特别说：书里有些句子，可能被抄错了。
最常被提到的例子是「无毒不丈夫」。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原本作「无度不丈夫」——「度」是气量，意思是气量小的人不算君子、没有度量的人不算大丈夫，跟"狠毒"正好相反。这个说法流传很广，听起来也很有道理。
但也有学者指出，「无毒不丈夫」在元曲里就已经出现，未必是后来抄错的。两说都有人主张，今天没有定论。这里要学的是态度：遇到「某个成语其实被后人改坏了」这类说法，先问一句——那个"正确的版本"最早出现在哪本书里？如果它找不到早于通行本的文献，那它可能只是一个更动听的说法。
它的传播渠道也和别的蒙书不同。孩子在私塾里背它，不识字的人在戏台下、书场里听它，对联上、墙上的题字里也有它。所以会背的人远比读过的人多——很多人能顺口说出一串，却从没翻过这本书。
最后说说这本书和《弟子规》的区别，这个对比最能说明问题。
《弟子规》教你做君子：孝顺、谨慎、守信、爱众。《增广贤文》教你做人：少说话、看人心、留后手、懂进退。一个是从上往下规定，一个是从下往上总结；一个是理想，一个是经验。
两者并存，恰好就是旧时普通人手里的两套语言：一套拿来讲道理，一套拿来过日子。知道这两套同时存在，比只看其中一套，更接近真实。